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(斯蒂芬·欧文)在《初唐诗》中说：“在‘盛唐’面前，其他任何朝代的诗歌都黯然失色”，“这是文化繁盛与文学天才幸运巧合的时刻。”纵览古今华夏，何以惟独唐朝“幸运”地出现了井喷式的天才潮涌？何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引车卖浆之流都能进行诗歌创作？我无法将这种繁荣归于“巧合”。
　　唐朝“文学天才”的涌现是因为那是一个尚诗的社会，诗歌成为评价一个人志趣高下、能力大小的标准，乃至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。唐玄宗见李白，“不觉忘万乘之尊，与之如知友焉”。连绿林豪强路遇诗人李涉都不索钱财，只求一诗。“暮雨萧萧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他时不用逃名姓，世上如今半是君。”便是李涉保住性命的特赦令。连山贼草寇都推崇诗人，喜欢诗歌，能够为了一首诗而放弃“职业操守”，可见全社会对诗人和诗歌的重视程度。所以，唐诗在唐朝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潮流，或者叫文化时尚。几乎所有的人都走在写诗和读诗的路上。
　　雍容平和的社会对唐诗形成了质的规定：高远朴实，自然干净。伤感诗哀而不怨，绝不悲悲戚戚、哭天抢地；揭露诗含威不露，绝不义愤填膺、尖酸刻薄。文如其人，诗为心声。唐诗是表达，是敞开，是唐代社会的真实反映，是唐人精神风貌的生动描容。唐诗是不可以仿造的，是不可复制的。
　　上世纪末，朦胧派诗人舒婷曾经给顾城写过一首诗《童话诗人》：“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/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/你的眼睛省略过/病树、颓墙/锈崩的铁栅/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/集合起星星、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/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/出发。”顾城自己写道：“世界缠成一团——/罪和爱，虚伪和名声，权力和路/只是忘却了我”。诗人或许就是这样的混合体——在童真与深刻中游走，惟一不变的是一颗干净敏感疯狂的心。在如今这个纷繁多元的时代，许多疯狂的行为都被视为正常，偏偏一个疯狂的诗人却难有立锥之地。在物质主义的温床上，诗人无所适从；消费的狂舞下，诗人落落寡合，痛苦而孤独。他们的心被磨出了厚厚的茧，麻木在一饮一啄的炊烟中。
　　我们的诗歌在现代化的巨轮碾压之下，不同于《太阳》里手指落日，眼含尘土和热血，扶着马头倒下的无头英雄，当代人的精神不是在某场战役中集体阵亡的惨烈，而是在工业齿轮的日渐蚕食中沉默。
　　如果历史是一个回环的过程，唐诗的年代走了，我期待着它还会重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