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什么要发动“西安事变”？
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什么要发动“西安事变”？
曾宪邦
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实行“兵谏”，在西安软禁了蒋介石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曾宪邦
他们软禁蒋介石后，马上通电全国，提出了八项主张，中心点就是要求“停止一切内战”，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”，表示“我们持有公理，决不后悔，我们唯一的希望，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。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。”
我想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，关于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什么要搞“西安事变”也许不太了解吧？我这里有关他们搞“西安事变”的史料，将向你们公布！
1933年4月，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。这一年年底，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“剿共”，电召张学良回国，1934年2月，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“剿共”副司令。1935年1月，改任张为武昌行营主任。日寇侵占华北后，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，他在汉口对人痛切地说：“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，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，不叫我剿共，叫我去抗日，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。”
这时，蒋介石曾有意委任张学良为贵阳绥靖主任，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、桂、川、滇军阀发生火并后相机消灭之。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奸，拒赴贵阳、愿去陕甘、旨在将来一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。这一年9月，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，蒋介石为消灭红军，在西安建立了西北“剿共”总司令部，自兼总司令。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领东北军驻陕甘。
张学良就任后，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、甘、宁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，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“围剿”。结果，遭我红军沉重打击，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，两名师长阵亡，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。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，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。张学良因“剿共”失败，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淡。以前张学良每到南京，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，何应钦、宋子文等都亲自去飞机场迎接。而吃了败仗之后，蒋介石只派侍从室主任钱大钩一人去迎接。
到南京后，蒋介石、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，反而取消其被红军所消灭的师的番号，并减发军费。张学良见此情景，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，内心更加动摇。正值此际，北平发生一·二九爱国运动，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。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愧，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红军的打、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愤懑。这时，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：一是他已被蒋介石不重视了，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，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。
鉴于此，张学良决定设法同共产党谈判。1936年4月9日，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，达成了协议，逼蒋抗日。《蒋总统秘录》中曾说及此事：“是故张学良乃为谋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而有所策划，遂即在上海与与潘汉年、在洛川与李克农见面；并终于与周恩来在东北军所守备的延安碰头，秘密会谈。”据张学良所撰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中说：“某夜，在延安与周恩来会面，约谈二三个小时。……周承认，蒋公忠诚受国，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。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，在抗日纲领下，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，重受蒋介石公领导。”
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署。冯玉祥在搞“北京政变”时，杨就是国民党革命军的师长。在1929年蒋冯战争前，蒋介石将杨虎城拉了过来，杨从此脱离冯而加入蒋介石系统。中原大战中，蒋介石提升杨虎城为十七路军总指挥，追击冯军，进占西安，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，后改任西安绥靖主任。但蒋介石认为，杨虎城有亲共倾向，长此以往，必生祸端。对于蒋介石力图排斥和消灭异已的那一套，杨虎城也早有准备，且不买蒋介石的账，蒋、杨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。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早已结识一些共产党，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，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。共产党员魏野畴、南汉宸等曾在杨虎城部任过要职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员张汉民、王泰吉、阎揆等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。
1933年日寇侵犯热河时，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议日。5月，杨虎城在人员、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。同年，杨虎城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、互派代表的协议。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和利益时，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，于是他就调兵去陕南打红军。1935年1月，杨虎城调其四十二师冯软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，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营。2月，杨虎城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，并亲自到蓝田指挥，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告歼灭，第三旅五个营被告歼灭，第一旅被全歼。
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，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，若再同红军打下去，只能把老本丢光，最后垮台。杨虎城说，部队被派去打红军，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所以，他和张学良一样，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，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。1935年秋，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《八一宣言》，杨虎城表示赞同。这一年12月，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。1936年春，王炳南奉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争取杨的工作。经过多方面的努力，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张。
张、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，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。1936年10月22日，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，亲自“督剿共匪”。28日，蒋在张学良谈话时，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“妥协的意见”。对此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：“汉卿如此无知，可为心病。”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，而不愿剿共，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。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，告一段落后，始可换一段落，始、终、本、末与节、次之理，何其茫然也。可叹！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蒋介石向张、杨提出两条：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（剿共），不得违抗命令；另一条是如果不愿“剿共”，则立刻将所部调出陕甘。这两条路对张、杨来说，一条也不能走；如果接受第一条，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步被削弱，而广大官兵也不愿意同红军作战；如果接受第二条，一旦离开西北地区，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，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，前途不堪设想。即不愿听从命令，又不愿离开西北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张、杨决定先行进忠言，希望以自己的赤诚使蒋介石回心转意，联共抗日，不得已则用武力。这就是所谓“先忠谏然后兵谏”。
1936年12月2日，张学良洛阳见到蒋介石，说明西安情况紧迫，或将生变，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。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东北军之兵力，为察绥战事而动摇；则剿赤之举，几将功亏一篑。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，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，以资震慑，而挽危局，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！”在《西安半月记》中，蒋介石在引言中说：“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，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，言动歧异，且有沟通匪部、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，甚至未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。”但是，蒋介石为了“剿共”，认为“剿共”已到了“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”，所以还是亲赴西安。12月4日，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，住在西安东郊临潼华清池。蒋介石召开西北“剿共”会议。把陈诚、卫立煌、蒋鼎文、陈继承、朱绍良等级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，任蒋鼎文为“剿匪”司令，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，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查来西北，准备把张、杨的部队调到二线（东北军到福建，十七路军调到安徽），由他亲自指挥这所谓“最后五分钟”的决战。
1936年12月7日，蒋介石再次命令张、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命根据地。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共抗日的道理，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斥张学良说：你就是把我打死，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。9月，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，要求团结抗日。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。张学良赶赴灞桥（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）劝阻。第二天，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情况。蒋后来在《西安半月记》中说：“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情愿者说话，曾谓：‘我可为你们的代表，有话可以代达；同时，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，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.’ 彼自以所言甚得体，言时甚得意。余当即纠正其谬，谓:‘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中间，所谓信仰领袖，应如此乎？’”在这一天日记中，蒋介石说：“对张学良说话，不可太重。张学良为小事精明，而心志不定，可悲也。”
西安事变后，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，经过国共双方的努力，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，提出对外绝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，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，则决然出兵抗战；对内提出用正确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，等等。这就为实现国共合作，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先决条件。
我国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，是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法宝，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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